【作者简介】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涵舒，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2025年第8期

[摘要] 在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文明时代，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重构文化传播范式，实现对“文化智力”的“智能化”建构。本文旨在审视这场由AI驱动的传播革命，探究文化智力的理论根基、实践样态与治理路径。首先，从媒介物质性与平台生态理论出发，DeepSeek的技术架构与算法逻辑不仅是传播工具，更作为新型基础设施，驱动文化认知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进行范式转换，重塑了文化传播的场域逻辑。其次，在实践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赋能“跨媒介共情叙事”，并经由深度学习实现“具身审美”的文化阐释，推动文化生产从单向传递转向人机协同的民主化进程。最后，面对算法偏见、数据垄断与主体认知异化等伦理挑战，本文提出构建技术优化、伦理规制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人机协同治理新格局。研究强调，文化智力的“智能化”建构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在技术创新、人文价值与制度设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系统工程，从而为提升数智时代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人类文明包容性提供理论与路径参照。

[关键词]数智媒介 文化智力 DeepSeek 范式转换 实践策略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技术集群正在重构文化智力。这首先是由于人类已步入尼葛洛庞帝所谓“数字化生存”现实：以数字化符号为媒介，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形塑自我，与他者展开互动，并不断调适现实生存关系。数字化技术的崛起致使一切事物皆能被转换为数字形式，并与人工智能产生链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5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3.31亿人表示自己听说过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占整体人口的23.5%；有2.49亿人表示自己使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占整体人口的17.7%；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中，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回答问题的用户最为广泛，占比达77.6%；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作为办公助手的用户占比达45.5%［1］，这组数据直观呈现出数字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化的纵深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不断走高的占比与日益普及的新技术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升级。以2024年为例，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层出不穷，ChatGPT、Gemini、Sora等纷纷涌现，促动智能数字时代文化智力的“智能化”迭代与建构。尽管在罗素和诺维格看来，人工智能的成功可能意味着人类厄运的开始［2］，但卡里姆·阿约巴（Kareem Ayoub）和肯尼思·佩尼（Kenneth Payne）认为，在未来（专业人士的估值从20年到几百年不等），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与人类相匹配甚至远远超过人类的一般智能，从而具备在不同问题上进行衡量的复杂主观价值。不仅如此，加诸当前长期危机（Permacrisis）背景下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3］，“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引起国际传播界热议，不断促动人们对“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文化软实力角力，以及隐含的文化软实力危机审思。如何建构数智时代个人与集体新型文化智力，自然成为亟待思考的时代议题。

然而，在媒介技术不断更迭的当下，文化传播危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审慎应用，构成了双重现实困境。一方面DeepSeek的横空出世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引发强烈震荡，成为继2022年底ChatGPT 爆火之后全球AI领域最大的事件。这一技术革新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的现代延伸，呈现“技术即传播”的全新范式即全新图景。这意味着，在人类文明现代性进程中，DeepSeek的崛起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全面主流化的新阶段，大众与智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人工智能发展范式产生重大转变，这一变革推动技术民主化突破，也为文化数字生产、传播与接受奠定了新算法基础，同时也意味着文化进入更加数字化的时代。过去，无论是东方“万物有灵”神秘主义，抑或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哲学思辨，都将智能视为某种不可言说的生命灵光。厄尔利和安可最初对“文化智力”界定内含已然从最初的“个体文化高低与文化适应性正相关”的界定，延伸至群体文化智力水平与文化适应性以及与媒介环境正相关。尽管二者的定义中强调的是个体对收集、处理以及判断信息等方面的差异，但该界定在数智时代已然潜藏新的阐发意蕴。另一方面，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凭借 Transformer 架构与多模态处理能力，打破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推动文化资源实现全球化即时共享，重塑文明形态与媒介物质基底逻辑。此类技术革新有如双刃剑，其在突破文化传播时空界限的同时，也引发了更深层的传播悖论。就算法物质性而言，算法黑箱的存在使文化信息在编码过程中面临意义深度消解的风险。譬如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数字化项目，DeepSeek 算法对传统纹样、器物符号的现代转译，受训练数据的媒介文化偏向影响，导致海外用户在交互体验中产生系统性误读。这种技术赋能与文化本真性之间的龃龉矛盾，本质上是算法逻辑对文化符号的解构与重构，所凸显的是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冲突。数据垄断则进一步加剧文化传播不平等现象，头部平台凭借数据霸权构建起文化传播的 “数字围墙”，使得边缘文化在算法推荐系统中被边缘化，由此形成文化传播鸿沟。而人机交互模式的变革，致使用户认知逐渐被算法逻辑驯化，进而表征为“被动接收—浅层思考”的主体认知异化。但当算法黑箱与数据垄断成为常态，文化信息传播的准确性与多样性该如何保障？传统传播学理论在人机协同、跨文化智能传播等新场景下已然乏力，数字媒介又该如何融合创新构建新媒介传播范式？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又该如何重构文化软实力的新格局？对以上“文化智力”建构问题的回答，可从文化赓续、创新与对话、技术伦理、文化多样性与传播公平加以探赜。

一、数智时代媒介驱动文化智力的理论根基与转换机制

“文化智力”概念提出时，厄尔利和安可对其结构维度展开假设，他们认为文化智力由认知性、动机性和行为性三个维度组成［4］。这看似全然属于差异个体的三个维度，在数智媒介融合进程加快后，已然卷入更为混杂的局面。从媒介技术的认知转向来看，“工具论”与“本体论”的转向逻辑，融入了媒介物质性的变量，媒介物质性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又致使DeepSeek 技术架构的文化传播赋能，从而深刻影响并改变群体文化智力的内在结构，尽管这种结构是概念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也是文化智力测量的基础［5］，但深刻影响了文化智力建构中的深层动机与行为机制。 

（一）“数媒认知”：数智技术嵌入文化场域的理论变迁   

数智文明的无限趋近，技术创新的扩散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其中的各个主体与环节正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作为变革人类进程的重要变量，数字人工智能嵌入国家治理具有深层次的内在逻辑，渐趋成为文化软实力发展立足的技术根基。从微观层面而言，数字智能对文化智力的个性化与人性化的媒介加持，是加快信息生产与消费行业变革与重塑的显著力量，在一个具有绝对接近性，事物完全瞬时性，没有抵御、退避感的世界中，群聚传播生产的凝结空间会引发变动和各种复杂性［6］。而在数智文明时代，媒介技术的特征转向愈发显著。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向强人工智能迈进，所谓强人工智能，是能够使用知识并较为灵活处理一系列更为抽象和开放问题的智能体［7］。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媒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工具，其算法架构、数据处理能力等技术要素直接参与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以DeepSeek为代表的语言模型技术促使国际舆论格局由互联网“去中心化”向人工智能“超级中心化”特征转向。譬如DeepSeek 在圆明园数字化复原项目中，通过多模态数据处理技术整合历史文献、考古影像与 3D 建模数据，构建出沉浸式虚拟文化空间。这种技术介入不仅改变文化传播形式，更重塑受众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方式，再次印证麦克卢汉“媒介延伸人类感知”的深刻洞见。媒介技术从信息传递的辅助工具转变为文化建构的主体力量，深刻影响着文化场域的运行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回溯传播学理论演进历程时会发现，人们对媒介技术的认知也历经从“工具论”到 “本体论”的纵深转向。早期“工具论” 视角将媒介视为传递信息的中性载体，如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媒介简单界定为信息传输的渠道，忽视了媒介技术本身对传播过程的塑造作用。而后媒介环境学兴起，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革命性论断，指出媒介技术的形式本身才是真正影响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标志着媒介认知从 “工具” 向 “本体” 的转向。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的仪式观中隐含着关于空间与传播关系的思考，他认为所有文化和传播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宗教的［8］，强调将空间视为建立秩序的途径，以及传播在空间中的连接。上述传统传播学框架的解释存在局限，经典传播学理论在数智文明语境下遭遇解释力危机，譬如拉斯韦尔 5W 模式所构建的线性传播模型，难以解释人机协同传播中多主体的动态互动关系。现有文化智力研究多聚焦人际传播场景，对智能媒介如何重构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图式、价值协商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此类理论亟待通过引入媒介物质性、平台生态等视域，重构数智文明时代的文化传播阐释。结合当前中国文化传播模式来看，现有的文化传播模式在应对全球文化语境差异、平台壁垒以及受众需求异质性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瓶颈［9］。文化智力“智能化”物质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影响文化适应的因素问题。

（二）DeepSeek体系与文化智力“智能化”场域的内生逻辑

不可否认，DeepSeek 的媒介技术架构彰显其鲜明的媒介物质性特性。物质性大致体现为算法、算力、数据等技术要素对文化传播的底层支撑。DeepSeek 的 Transformer 算法架构通过并行计算与多头注意力机制，实现对文化文本、图像、音频的高效处理与语义关联，这种技术特性直接影响着文化信息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使得数字文化资源能以更趋近人类认知的方式进行存储与传播。例如，在圆明园数字化复原项目中，通过整合历史测绘数据、古籍文献与考古影像，DeepSeek 不仅实现建筑景观的高精度 3D 建模，更融入语义理解技术，将历史事件、文化典故嵌入虚拟场景，构筑起沉浸式文化认知空间。此类互联网传播虽同时兼具了人际传播、社群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形态的属性与特征，但它的本质属性与本质特征是互联网群聚传播（以下简称“群聚传播”）［10］。这种网络群聚形塑的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纯粹的物质空间，即给所有空间事物披上一层挥之不去的物质感，烘托出客观性及物体化的气氛［11］。从媒介物质性角度来看，DeepSeek 的技术架构构成文化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其多模态数据处理能力使文化资源能以立体化、沉浸式的方式呈现，例如在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文创项目中，用户通过与 DeepSeek 驱动的 AI 导游交互，不仅能获取文物基本信息，还能通过语义理解技术深入探知文物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本质上是平台算法逻辑对传播关系的重新组织，使文化传播从 “机构主导” 转向 “人机协同” 的新生态，印证了媒介物质性理论中的“技术塑造传播实践”核心论点。

实质上，文化智力现代性建构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极大促动了物质媒介生产的发展与繁荣，更革新了数字智能空间生产的无限可能。空间无法脱离社会生产与社会实践，每个社会、每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独特的空间［12］，因而又是具体化、时间性和历史性的。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曾认为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就是时间与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历史， 而DeepSeek从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缺失。这主要是从DeepSeek驱动的文化智力 “智能化”建构，遵循“技术赋能—认知重构—生态演化”的空间建构内在逻辑而言的。就技术赋能而言，DeepSeek 的算法与数据处理能力为文化认知提供新媒介工具，其知识图谱技术将传统线性的文化认知模式转变为网络状知识建构。譬如在历史学习中，学生通过与 DeepSeek 实现个性化对话与交互，能获取某一历史事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的关联知识，实现从碎片化学习到系统化认知的效能转变与提升。从认知重构来看，DeepSeek 影响甚而改变文化传播的主体关系与权力结构。文化创作领域的生成式 AI 功能使普通用户借助 DeepSeek创意辅助，参与文化内容的即时生产。短视频平台与 DeepSeek 合作推出的 “文化共创” 功能，可在用户输入文化主题后生成创意脚本，用户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种人机协同模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业机构对文化生产的垄断，促动文化传播的民主化进程。DeepSeek 的广泛应用催生出新型的文化传播模式与产业形态，如智能文化导览、虚拟文化展览等。这不仅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更重塑文化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机制，推动文化智力的 “智能化” 建构向更纵深推进。另外，DeepSeek 的知识图谱技术推动文化认知模式发生革命性转变，助推人工智能时空的有益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福柯所言的“空间与时代焦虑”［13］。如在高校历史教学实践中，学生以 “敦煌莫高窟”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该系统不仅呈现洞窟建筑、壁画艺术等表层信息，更通过知识图谱的关联分析，展现其在丝绸之路贸易、佛教东传、中西文化交流等维度的历史脉络。这种网络状的知识呈现方式，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认知局限，契合英尼斯“空间偏向媒介”理论中对知识整合的阐论。由此，智能媒介通过算法推荐与知识关联，正促动认知传播学转向重塑人类的认知图式，使文化认知从 “碎片化接收” 转向 “系统化建构”。

二、“跨媒介审美”：文化智力“智能化”的叙事样态及其实践

（一）跨媒介共情叙事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与呈现

生成式 AI通过算法重构人类认知图谱，不仅颠覆传统文化传播权力结构，更促动其从单向传播到人机协同共创转变。从数字劳动理论视角来看，用户的创意加工与传播行为本质上是无偿为平台创造文化价值，同时也重构文化生产的参与机制，催生出 “全民文化生产者” 的新型传播生态。在跨媒介传播语境下，机器学习算法正成为构建共情叙事的核心技术支撑。清华大学赵月枝教授在阐释媒介与社会关系时强调，传播技术的演进深刻影响情感传递与社会认同的体系化建构。机器学习通过对海量文化数据的分析与学习，能契合差异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情感偏好与叙事期待，为跨媒介共情叙事提供精确技术支持。

跨媒介叙事的共情链条是与机器学习深度黏合而构建的。跨媒介叙事通过整合多种媒介形式，并建构体系化共情链条，而机器学习则是其中串联与优化的关键黏结。美国麻省理工亨利·詹金斯教授提出 “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 理论（此后又在对媒介融合、参与式文化与受众生产的讨论中得到更充分的解释），强调故事在不同媒介平台的延伸与融合，以实现更广泛的受众覆盖与情感共鸣。以DeepSeek在影视创作中的应用为例，其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对历史影视作品、观众评论、文化热点等多元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出不同时代、地域观众对于情感叙事的偏好模式。借助机器学习算法，DeepSeek 能关联与整合同一文化主题在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叙事元素。更进一步，当创作一部反映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时，DeepSeek可基于学习成果为编剧提供情节设计、角色塑造的建议，使故事更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学习的优化叙事机制可促动传播技术赋能情感传播，破除传统叙事中创作者主观经验主导的拘囿，使叙事范式更贴合不同时空中受众的情感需求。在梅兰妮·斯万（Melanie Swan）看来，区块链技术是对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增强。区块链思维可能会产生新的共识模式，为人类社会向多智能体共存的智能社会演进提供助益［14］，这也为共情叙事的技术基座——机器学习算法提供空间、场景联动的理论思维动因。如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保护实践中，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AI壁画修复系统通过图像语义分析与纹理生成技术，将传统人工修复流程中的残缺图像补全效率提升20倍，显著优化文化遗产数字化处理的技术效能。然而，真正实现敦煌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向动态活化跨越的，是艺术创作团队以AI修复成果为基底，融合虚拟现实、动作捕捉与舞台机械技术打造《敦煌灵境》沉浸式演出。该演出通过重构壁画故事的叙事逻辑，将数字化修复的壁画元素转化为可交互的动态场景，使观众在具身场域中超越时空界限，在多模态感官体验中深度感知敦煌艺术的精神内核，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与艺术表达的有机融合，为数字人文时代的文化传播范式创新提供典型范例。以上举例正阐明不同媒介平台上的叙事内容相互补充、层层递进，形成完整的共情链条。用户在沉浸式体验过程中，从视觉、听觉、知识获取等多层级体验敦煌文化，达成情感共鸣的同时，实现跨媒介叙事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认同效能。

（二）审美与具身：人工智能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文化阐释 

基于跨媒介共情叙事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实现具身与审美的双重效用。在具身认知理论中，认知是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身体的感知与体验对认知和审美具有重要影响。人际交流中的身体扮演着重要角色，身体承载着交流符号，除了听、说、看以外，身体动作、身体状态也是交流的重要手段。交流是一种认知活动，而身体在认知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身体通过与终端设备的互动，也在影响着虚拟空间中人的交流［15］。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理论中也强调身体实践与空间意义建构的关联。基于此，认知、空间理论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潜藏新诠释与实践意涵：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的运行机制，结合对图像、声音、文本等多模态数据的处理，使智能系统能从 “具身” 的角度理解与阐释媒介文化。主体不再存在于具身场域中，而是在临时聚合的文本场域中直接遭遇。具身主体中的身体是意义发生的结构场，围绕身体存在着一种不可替代的场域性，舒斯特曼也曾提出身体是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具有感知能力的［16］。在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场域中，这种具身主体的关系仍旧存续。如熟人之间的微信联系就是一种具身主体关系。但是在微博或短视频平台产生的群聚传播现象中，具有同一性的具身主体被解构，转而出现多重异质的文本主体。文本主体拒不承认意识哲学中先验的主体观，也不认为社会能够建构稳定的主体身份。文本主体之间彼此共存、没有结构，因为任何结构或统一性都是强加上去的一个额外向［17］。这凸显出文本主体的文本间性变化。

这种变化是深度学习对媒介文化阐释范式革新的必然结果。深度学习依凭强大的数据分析与模式识别能力，正革新媒介文化阐释新范式。传统媒介文化阐释多依赖于学者的主观解读与经验判断，而深度学习为文化阐释提供了客观与可量化的分析维度。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理论中所指出的，技术变革推动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此而言，DeepSeek 的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对海量媒介文化数据的分析，揭示出文化现象背后隐匿的发展规律与前瞻。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具有多元智能，人工智能可以超越其中理性化的智能，但是却难以超越人性化的情感，人工智能更多是“智”而非情。由此，当今科技发展对人类情感领域的积极介入，就要去试图破解一种崭新的情智悖论［18］。悖反变化彰显的正是人工智能算法机制与感性选择中突变跳转与随机交缠的状态。文本间性能极大程度地革新主体的社会临场感，虽然社会临场感可以带来与真人对话形似的交互体验但也可能导致破坏性后果，但此后果更会影响用户对机器的依赖程度，并由此对自然的人际关系交往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19］，进一步导致人际关系的变化。譬如“脑机接口”这种“技术入身”带来了“文本入身”，基质的融合使得人与物关系更加复杂。人类社会与人类语言可以变化到一个猿类的社会和交流无法企及的程度。后者的结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遗传固定下来的，是物种所特有的［20］。DeepSeek在艺术作品鉴赏、社交媒体文本的数据分析以及多语言处理与文化隐喻解析等方面的应用表明，这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审美实践，超越了传统算法对艺术作品的表层分析，从“具身”的角度深入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为用户提供更深刻的审美体验，使研究者能够跳出传统主观解读的局限，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媒介文化的动态发展，也为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跨文化价值协商开辟了新路径，当在翻译 “阴阳”“茶道” 等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概念时，DeepSeek 能够结合哲学思想、历史背景进行多维阐释，促进不同文化体系的理解与对话。这种价值重构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形成互文，智能媒介通过技术手段打破单一文化标准的霸权，推动全球文化从“中心—边缘” 结构向多元共生格局演进。

三、智能数字嵌入数字人文打造人机协同治理新格局

前文已阐明数智时代文化智力智能化建构的理论根基及审美实践，文化智力的 “智能化” 建构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深度博弈与共生的过程，但技术驱动的范式转换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危机。智能技术凭借强大的算法与数据处理能力，为文化传播带来效率提升与模式创新，其潜在的算法偏见、数据垄断等问题，又对文化多样性与人文价值构成威胁。这种博弈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在不断碰撞中寻求共生之道，推动文化智力建构向更具包容性与创造性的方向发展。“技术—政治”理论指出，技术变革可以重新配置不同机构的权力关系。技术的动态进步可以扩大原有权力的权力范围，并且可以通分解有争议的权力来创造新的权力［21］，这阐明了数字技术对协同治理的双重性。

（一）数字化平台共建共享与模式重塑的媒介联动

从数字平台建构来看，数字平台共建共享形塑新型文化智力模式并实现文化资源整合。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指出，数字技术构建的网络平台正在重塑社会关系与资源分配模式。数智文明时代的数字化平台成为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的核心载体，其 “连接—整合—分发” 的功能特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地域、机构与媒介形态的壁垒。所有数字化的文字长得都一样。最重要的是，数字媒体磨平了他者的“相对”。实际上它们夺走了我们思念远者、触摸邻人的能力。它们用无距离代替了切近和疏远［22］。以“数字敦煌” 平台为例，该平台通过整合敦煌研究院的海量文物图像、文献资料、考古报告等资源，运用多模态数据处理技术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储与可视化呈现。全球用户可通过互联网访问平台，以虚拟漫游、高清图像放大、学术资料检索等方式，深度参与敦煌文化的学习与传播。这种DeepSeek参与的数字化平台的共建共享模式，本质上是媒介联动效应的集中体现，产生出新的社会意义。“数字敦煌” 平台联动智能算法、云计算、虚拟现实等多种数字技术，将文化资源从静态存储转变为动态交互的媒介实践。用户在平台上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消费者，更通过评论、二次创作、知识标注等行为，成为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最终实现“官方机构—技术平台—大众用户”的多元协同模式建构，推动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播与个性化。

但数字化平台共建共享还需发挥数智时代互联网群聚传播思维。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促使文化传播模式从 “中心—边缘” 的单向辐射，向 “节点互联” 的分布式网络转变。亨利·詹金斯提出的 “参与式文化” 理论在此得到新的诠释：智能数字平台赋予普通用户前所未有的文化参与权，用户通过与 DeepSeek 等智能系统的交互，深度介入文化资源的生产、传播与再创造过程。譬如在某短视频平台与 DeepSeek 合作推出的 “非遗文化共创计划”中，用户输入关键词后由 DeepSeek 生成非遗文化故事脚本，再结合自身创意进行视频创作与传播。而对应到文化传播空间中，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Nnis）所研究的空间指向的是物理空间或地域空间，批判并揭示的是帝国主义文化及其空间偏向所带来的危机，而非价值中立的研究［23］，该模式重塑了文化传播的权力结构。数字化平台生态下，算法推荐机制与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使普通用户与专业机构话语权趋于平衡。而平台通过数据追踪与反馈机制，将用户的文化需求实时反馈至内容生产者，形成 “需求—生产—传播—反馈” 的闭环生态。由此，联动模式的转换与生成，提升了文化传播的效率、覆盖面与文化多样性，体现了数智文明时代传播权力的民主化演进历程。基于此数智驱动下的文化智力建构与创意表达，其本质是一种媒介形式现代性、新颖性优势与文化意义感召力的双重叠加，实现了智能媒介元素、文化意义逻辑和文化情景渲染之间的动态协同［24］，以此实现算法与人文的互文性建构。

（二）DeepSeek算法优化与数字人文智能化的互文及超越

为应对数智时代文化智力建构的诸多挑战，亟待基于现代性历史经验，构建 “技术优化—伦理规制—制度创新”从协同到超越的智能化治理新图景。当回溯传播学史，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凯瑞都在触及传播中的空间问题。无论是对征服空间的渴求还是对被征服空间的反思，空间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25］，其中揭示出数智文明时代空间与传播关系探究的必要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26］。基于传播思想史以建构算法优化与数智互文的新图景，是当前乃至将来都无法回避的议题。技术层面，开发可解释性算法与文化敏感性评估模型，通过算法审计、数据溯源等技术手段，减少算法偏见；伦理层面，建立智能传播伦理准则，明确人机在文化传播中的责任边界，倡导 “技术向善” 的价值导向；制度层面，完善数据治理法规，建立文化传播领域的反垄断机制，推动文化资源的公平分配。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风险分级监管模式、我国《数据安全法》的实践经验，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正如美国学者海勒所言，机器和人类共同成为一个二元体系使得他们成为彼此的衡量尺度［27］。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人文的未来》也曾述，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人文研究的边界，算法与人文的互文性建构为数字人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DeepSeek 算法优化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推动人机协同治理从工具层面的协作迈向范式层面的超越。算法与数字人文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呈现互文性建构的特征。

在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看来，理解首先指相互理解，理解首先是相互一致。所以，人们大多数是直接相互理解，也就是说，他们相互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为止［28］。数智时代不同个体的理解与对话更依赖媒介，人在不同的时空，经由不同媒介对话交流，试图以一种“多中心化”的方式回归人类共通的价值本性。毕竟追求绝对的去中心化是不现实的，不仅会导致效率的丧失，其要求的完全去监管化也会遭到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反对。因此，中间方案应是多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的结构安排［29］。实现交往理性公共空间的形塑与建构，与哈贝马斯“系统—生活世界”分析框架，意在强调人类在社会秩序的构成和相互交往中所必需的资源，它提供世界观、约定俗成的符号和其他人相互作用所需的要素［30］有内在逻辑异曲同工之妙。DeepSeek 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重塑了文化传播的实践形态，更推动传播学理论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 DeepSeek 驱动的文化智力范式转换、跨媒介审美实践及人机协同治理格局，揭示了数智文明时代传播变革的深层逻辑。从传播学思想史的长时段观察，这场变革本质上是媒介技术迭代引发的研究范式跃迁：从麦克卢汉时代对媒介技术的现象描述，到数字人文时代对技术与人文融合机制的深度探究，传播学研究正经历从 “技术观察” 到 “技术参与” 的范式转变与智能革命。认知上打破了 “人类中心” 的传播研究范式，将智能系统纳入传播主体范畴，实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深度融合，同时还促使传播学研究从单一的效果评估转向对技术伦理、文化多样性的综合考量。此类智能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解放力量，不仅要对社会整体产生变革性影响，最终还是要回到个体本身，即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解放［31］，也为应对数智文明时代的传播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引。

四、结语        

海德格尔曾认为，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存在方式的重构。数智文明时代的DeepSeek从三点印证该预言：一是从媒介物质性与平台生态理论来看，DeepSeek的技术架构重塑文化传播的基础设施；二则基于认知传播学、数字劳动理论，技术驱动下文化智力建构在认知、传播、价值维度实现范式转换机制；三是从技术伦理、数字治理视角，范式转换带来的伦理挑战与治理路径。以上三维层层递进，明晰呈示这一变革的理论根基、叙事样态与治理格局。“DeepSeek 时刻”作为迈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前奏，标志着人工智能从任务特定优化向通用认知建构的关键跃迁，更体现了其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基本特征。数智文明浪潮的持续冲击，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文化传播领域，引发了文化智力建构范式的系统性变革。

文化智力的 “智能化” 建构是数智文明时代赋予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兼具复杂性与多元性。从 ChatGPT到 DeepSeek的跃迁，本质上是人工智能从工具性创新向范式性创新的质变。这不仅带来技术能力的指数级提升，还能促进系统性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信息传播范式与权力结构。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引发的传播革命涉及权力再分配、组织形态和人类认知边界的重塑。未来的竞争将超越单纯技术指标的比拼，转向生态系统成熟度与制度适应性的复合博弈，文化智力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启发思路。因此，要构建包含政策、伦理、算力基建在内的“文化—社会—技术系统”。同时，要超越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在“科林格里奇困境”中寻找动态平衡点，真正助推数智文明时代的文化体系建构与升级。未来，伴随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文化传播领域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唯有在技术创新中坚守人文价值，在人文关怀下引导技术发展，才能实现文化智力 “智能化” 建构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化传播迈向更高阶段，这也正是传播学研究在数智文明时代的使命与价值所在。

注释：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5-01-17）.https：//cnnic.cn/n4/2025/0117/c208-11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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